第三十届联合国气候大会（COP30）正在巴西亚马孙雨林最大的城市贝伦（Belém）举行。为了表示对COP30的重视，会议期间，巴西将贝伦设为了临时首都。和巴黎协定之后的历次COP一样，会议的主题就是如何把全球气温升幅限制在工业化之前高1.5℃以内。正好，昨天，就在会议举行期间，联合国的另一个机构-世界气象组织（WMO）发布了年度《全球气候状况最新通报》，报告里辣地指出，今年，很有几率会成为自有气象记录以来的第二或第三热的一年。 这句话已经熟悉得像一个“大哥大嫂过年好”，因为2015年到2025年，这11年，是有气象观测数据以来最热的11年，过去这3年，又包揽冠亚季军。
1.5℃，是2015年联合国巴黎协定设定的红线月份，全球近地表平均气温比工业化前水平高了1.42℃±0.12℃。
我们从何时开始能够“记录全世界正在变热”？这不是一个自然存在的记录，而是人类在历史某个时间点才具备的能力——一种能够把天空变成数据，把风和云的变化连接成远距离信息的能力。
在此之前，天气是贴近身体的事。我们会用眼睛、皮肤、脚下的泥土和空气的湿度判断天气。“东虹轰隆西虹雨，早霞不出门晚霞行千里。”
这样的判断很可靠，因为生活半径不大，天气对生活的影响也主要发生在可见范围以内。一个地方的人观察这一个地区的天，这样的世界观与人的地理范围是对应的。
真正改变人类天气视角的，不是天空本身的变化，而是人类移动能力和信息交流能力的暴涨。
第一次工业革命让铁路跨越丘陵与平原，让蒸汽船跨越海峡与洋流，让报纸与信件跨越省份，让货物与粮食不再只在本地循环。世界第一次变得可以“同时知道远方正在发生啥”。而电报的发明，是这场变革真正的决定性节点——它把“远方”变成了“现在”。
就在这一切发生的风眼中，是一个也许你从未听说过的名字：约瑟夫·亨利（Joseph Henry 1797-1878）。
要说这位亨利也是享有用名字命名国际标准单位的，不过亨利（H）是电感的单位，电感？绝大多数朋友可能仅仅是觉得耳熟罢了。
他出生于纽约的贫困苏格兰移民家庭，父亲威廉·亨利在他幼年就死了，约瑟夫跟奶奶相依为命。长大一点先是在杂货铺打下手，13岁上当了钟表匠学徒。后来给戏班子打杂搞舞台装置的时候爱上了戏剧，差点入了梨园。16岁时一本书改变了他的人生轨迹。
就是这本1808年出版的小册子-《实验演习录》。他自学，成材。22岁被家乡的奥尔巴尼学院免学费录取，但是贫困的约瑟夫依然需要给别人当家教来养活自己。27岁，他被任命为公路勘探工程师，参与修建纽约哈德孙河到伊利湖的州级公路。29岁被母校奥尔巴尼学院返聘，成为数理系教授。在这个岗位上，他进行了大量的电磁学研究。比如约瑟夫·亨利是第一个把带绝缘皮的导线密绕在铁芯上制作电磁铁的人。在他之前，所有电磁体上绕的都是裸线。
在这些电磁学实验中，约瑟夫·亨利发现了电感效应，发明了电门铃，促成了电报和电话的发明。
但是，他不是那个以一己之力挑破未知黑幕的孤胆英雄。他的名字总是跟其他科学史上响亮的人物黏着在一起。比如亚历山大·贝尔。
1846 年，亨利成为史密森尼学会的首任秘书。秘书，翻译成会长也没问题。史密森尼学会（Smithonian）又是另外一个时代产物和时代象征。它发端自1816年成立的“哥伦比亚艺术与科学促进会”，是当时包括几任总统在内的一众公众人物，出于“向公众宣介有用知识的重要性”而成立。早期运营费用由每位成员每年5美元的会费来承担。他们在每年国会召集期间每周开一次科学讲座，主题多半是天文学或者数学。除此之外，他们还找地方开始收藏各种动植物古生物标本和文物。这些活动不咸不淡的持续了二十多年，1835年，一个英国年轻人在意大利的死亡给一切带来了转机。这个人死的时候只有27岁，膝下无子嗣。按照他叔叔詹姆斯·史密森的遗嘱，这位我们大家可以忽略姓名的英国公子哥继承自他叔的遗产，必须捐给美国，用于成立一个科学促进组织。
这其实很奇怪了，英国某位男爵的私生子詹姆斯·史密森，矿物学家詹姆斯·史密森（1765-1829），其实一辈子也没去过美国。
遗嘱还是被执行了，在美国第七任总统，同时也是哥伦比亚艺术与科学促进会创始成员之一的安德鲁·杰克逊亲自过问下，1838年，史密森的遗产-104960枚英国主权金币，被装在11个板条箱里运到美国。这笔钱大约相当于今天的2-3亿美元。
又经过8年的挪用追讨扯皮之后，1846年8月10日，史密森尼学会成立，总部坐落于当时华盛顿郊区，是一座红砖城堡式建筑。今天，那里是美国文化的中心，华盛顿特区国家广场，一头是华盛顿纪念碑，另一头是林肯纪念堂。
好人缘的约瑟夫·亨利，当选为第一届史密森尼学会秘书。上任之后亨利马上干了一件大事，他没选从少数科学家开始，而是写信。他写了大量的信，写给乡镇邮差、学校老师、铁路站长、边境堡垒的士兵、农场主，邀请他们每天在同一时间记录：温度、气压、风向云形、降水情况。
他寄出仪器，寄出标准记录表，教授记录方法，教他们如何安装百叶箱避免阳光直射。最初，这些记录通过邮政系统寄回华盛顿，周期可能是几周或十几天。后来，电报线像神经系统一样伸展到美国大陆各地，作为电报的发明人之一，亨利立刻意识到，这不单单是“消息传递工具”，它本质上是一条能让许多人在同一时刻参与同一系统的通道。数据开始以分钟为尺度返回。
1849 年，美国第一张天气图公开挂在史密森尼大厅。那张地图不是科学家的内部图纸，而是面向公众的共享视图——人们第一次看到风暴、晴天、寒潮不是“我的天气”，而是“我们的天气”。天气第一次成为一个可以被同时观看、共同理解、共同预测的公共对象。
19 世纪中期，中国仍处在一种“天人相感”的天气观传统中。天气的意义被嵌入农时节律、诗意感知与天象占候中，“候风望云”是一种与土地与气候亲密相知的生活方式。可是，当蒸汽船的黑烟出现在渤海湾，当火炮敲碎闭关的大门，中国不仅被迫面对世界，更第一次被迫面对“大尺度的天空”。
传教士和海关体系进入中国后，带来了望远镜、经纬仪、标准化的温度计和雨量规。
1872 年，由法国耶稣会士组织的 徐家汇观象台 在上海建立，这座观象台并不是独立运作的，它直接接入了欧洲的海上天气通报体系，为航运和港口提供风暴预警。与此同时，中国海关系统在沿海口岸设立了气象站网，将沿海风速、洋流、潮位和暴潮信息纳入定期报告。
徐家汇观象台旧址，现在是上海气象博物馆中国的近代气象体系，是在“全球网络压向中国”这一历史时刻中诞生的。
它不是从农谚到科学自主演进的线性发展，而是从“地平线内天气观”到“被迫进入全球大气环流系统”的历史跳跃。
换言之，中国从那一刻起，不再只是“看自己头顶的天”，而必须开始理解“从印度洋吹来的风，从西伯利亚席卷的寒潮，从太平洋卷起的台风”。气象观念的空间尺度，被历史撕开。
徐家汇观象台下属的陆家浜天文台台长法国人马德赉（J.deMoidrey）编写的中国第一本气象学教材《气学通铨》里的插图
而正是这一被迫扩大的气象视野，使现代中国的气象体系后来能快速地与全球卫星、雷达、超级计算模式相接轨。今天，无论是西南地区的季风研究、台风路径预测，还是对青藏高原作为“亚洲水塔”与“地球第三极”的大气动力学研究，中国已不再是天气观测网络上的被动节点，而是全球气候科学的重要参与者之一。
铁路、蒸汽船、迫使中国开港的火炮、工厂的烟囱，这些推动全球连通的力量，也开始不断向天空释放二氧化碳、甲烷、氮氧化物。人类第一次能够观察大尺度天气的同时，也第一次以同样的尺度影响了天气。
今年在巴西举行的第三十次联合国气候变化大会上，美国首次缺席，这不仅是外交事件，更像是历史写下的一个沉默句号：全球化正在退潮，供应链正在封闭，国家边界正在再次变厚。
然而气候不会因为边界而停下，洋流不会因为签证而改变方向，季风不会因为关税而不再吹来。
正如一百七十多年前，任何一个气象观测者都无法凭借自己的眼睛了解整个大陆的天气；今天，任何一个国家也无法凭借自己的力量抵御全球变暖。这并不是一个技术问题，而是一个愿不愿意彼此协作的问题。
当亨利在十九世纪写下那些信时，他相信人类能够最终靠共享数据和共同观测理解天空；当徐家汇观象台升起风暴信号旗时，中国第一次意识到风从海上来；当世界气象组织宣布今年可能再创高温记录时，这已不仅是一个数字，而是对全人类提出的问题：
如果答案是肯定的，我们依然可能改变未来。如果答案是不愿意，那么未来的风雨，就将不再是“天气”，而是我们共同制造的命运。
